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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代表着中国4000多年青铜发展的高超技术与文化。
1、二里头文化期 公元前1900-前1600年
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 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2、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3、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
4、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商周青铜器有哪些艺术特点？
商周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艺术精神特点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是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司母戊方鼎》是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通高133厘米,长166厘米，重875千克。为商王文丁祭祀其母“戊“制作的大型礼器，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气魄沉雄，器形凝重，纹饰华美，是商代青铜器风格的典范。鼎腹内壁有3个字铭文“司母戊”，鼎也因此得名。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
2、《大盂鼎》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
二、商周青铜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特点
从造型艺术的观点看，许多青铜器又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形成独特的体系。从青铜器的纹饰上看，有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龟纹等。
1、青铜器造型与装饰上在口端、顶盖、边沿也多铸造有神态生动的造型，动物凌厉的角和爪、卷曲的翅和尾、圆瞪的目、尖锐的牙等又常常被有意地加以突出表现。更多的则是以棱鼻为中心，两个侧身的夔形对接，正好拼成一个正面饕餮，同样形成尖角翻卷、双目圆瞪、龇牙咧嘴、利瓜大张的状态。在众多造型中，饕餮的形象是最为恐怖的，这种造型多见，而且都刻在尊贵庄重的礼器上。久而久之，饕餮便被提炼成一个综合的奇形怪状的兽面。可见兽面纹的确是一种神圣王权的象征。君主掌握了兽面神器，就意味着人神合一，至尊高贵，即拥有神的权力，也成了神之子及其化身。
2、商周的青铜礼器中兽面纹是最主要的器饰
主题和纹样同时也与人面纹、鸟纹、夔纹、龙纹等交替互渗，似是而非，具有演化变体的多样造型，始终占领着象征神灵的主导地位。多数器饰的造型均为兽面纹居中，鼻、口垂直的扉棱两边对称，陪衬的副题花纹则点缀在次要位置。这些冷峻的神态造型，都更多给人以威严神秘的诡异色彩。
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商周时代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造就了以狰狞为美的审美文化时尚也呈现了我国奴隶制残酷本性。综上所述商周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以品类丰富、造型优美、纹饰华丽、制作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商周青铜器艺术特点：
一、商周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艺术精神特点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是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商周青铜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特点商周青铜器特点从造型艺术的观点看，许多青铜器又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形成独特的体系。从青铜器的纹饰上看，有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龟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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