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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2KM范围内教育资源有10个（大唐补习学校招生办，西安石油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艺格文化艺术中心，超能实验室(会展校区)，西安大唐补习学校(总校区)，方舟艺术学校(丈八路校区)，庆华驾校(东仪路报名联络点)，学大教育(明德家教辅导中心)，中国书画创作院(西安分院)，蓓兰朵成长艺术规划中心(世家星城校区)）等。

周边2KM医疗资源有8个，其中西安雁塔济仁医院距离小区245米，西安市儿童医院第六门诊部距离小区509米，兵器工业五二一医院距离小区651米，西安雁塔_德中医医院距离小区826米，西安天佑儿童医院(总院)距离小区895米，西安爱尔眼科医院距离小区1024米，西安市第八医院距离小区1137米，陕西省康复医院距离小区1560米，为医疗需求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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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概述

李可染（1907.3—1989.12），室名师牛堂，江苏徐州人。原名李永顺，曾用别号三企。擅中国画、美术教育，是中国山水画大家。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大师

李可染自幼习画，深受潘天寿、林风眠影响，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学画，曾在多所艺术院校任教。擅山水、重写生，并将西画中的明暗处理方法引入中国画，将西画技法和谐地融化在深厚的传统笔墨和造型意象之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李可染先生生平简介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生于江苏徐州，13岁从师乡贤钱食芝学习传统山水画，16岁入上海私立美专师范科学习。1929 年以优异的成绩入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师从林风眠、法国名画家克罗多两位教授，研习西画。1943 年应聘为重庆国立艺专讲师，从事中国画教学、创作。1946 年应徐悲鸿之聘，为国立北平艺专中国画教授，同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与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致力于中国画艺术的革新。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可染先生的山水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可染先生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出现了活跃于画坛的“李可染学派”。他不仅是画坛辛勤耕耘70余年的一代宗师，而且在艺术观念的开拓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影响早已越出美术界，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

1989年12月5日卒于北京寓所，享年82岁。 .

李可染先生往事略集

李可染，1907年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平民之家，取名永顺。父亲是贫农，逃荒到了徐州，先以捕鱼为生，后来又做了厨师。母亲是城市贫民。双亲均不识字。李可染的艺术世界充溢着大自然的万籁音响，而这个万籁奏鸣的世界在他童年时代已经潜入了他易感的心灵里了。

小时候第一次深深吸引他的声音，是一个沿街卖艺求乞的盲琴师奏出的悲凉琴声。此后，每当听到那悠长的、凄心楚楚的曲调，他便怦然心动，几乎落泪。常常，他暗随琴师，听他拉琴，默记弦音，深夜始归。11岁的可染从此谙识不少民间曲调，还自制了一把小胡琴，并拉得一手好琴。

42岁那年，李可染画过一幅现实题材的写意人物画《卖唱图》。这幅画在他一系列古典人物画中显得尤为特别。"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为女孩伴奏的盲琴师颤动的手指触动着琴弦，似正传出声声不断、如泣如诉、万分悲凉的琴声。那种真情实感，当是画家揉进了自己童年时代久已潜存的心音。 13岁那年，小学放暑假，可染在城墙垣道玩耍。靠城墙有一片园林建筑，名曰"快哉亭"，后室有几位文人长者在作画。他顺城墙豁口滑下去，伏在窗外观看。从此一连数日，天不亮就在窗外候着，恋恋不舍。一位长者见他对画如此入迷，感叹道："后生可畏！"画师们招呼他进去看画，从此可染便成了老画师们的"研墨童子"。大清早，他就提着小桶到井边汲水，研好墨，等着看长者作画。回到家里，他竟能把所见全幅山水大意背临下来，这使画师们大为惊讶，催促孩子拜山水画家钱食芝为师，原来这里是"集益书画社"活动的场所。

李可染正式拜师后，钱食芝为这个小学徒画了一大帧山水，并写了数十行跋文。附诗云："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捕上，余惭鹢退飞。"钱食芝预感这个少年弄墨的童子将会如同大鹏展翅，相较之下，自己则如同鹢鸟冉冉倒飞了。1929年，对于22岁的李可染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个年份。那年，他超越了七年学历，报考西湖国立艺术院首届油画研究生。由于他现场所作的巨幅人体油画，画风雄厚大胆，被慧眼识才的林风眠校长破格录取。其实，那次是他第一次拿油笔，还是同时前来报考的山东青年张眺临阵教给他的。

可是，到了课堂上，他有点傻眼。他拿起从未曾拿过的炭条准备画素描，却不知从何下手。他自愧画拙，总是扣放画板，待教授来课堂指导时才翻正过来。画板一角写着一个"王"字，原来那是"亡"字的密码暗示，暗示自己，画不好素描勿宁死。"一八艺社"时期的青年李可染。1929年摄于杭州西湖"善福庵"住房前。左为挚友张眺，右为李可染，中为陈唯岑。

李可染的患难兄弟，就是那个临阵教他油画的青年张眺。张眺长可染五岁，与可染同时考入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部。因为他俩都是高个头、穿长衫、留头发；因为都是穷学生，同住在月租最廉的破旧危楼里；也因为同出同进，形影不离，亲如手足；还因为他们同是进步美术团体"一八艺社"的最早成员，人们称呼他俩是"西湖边上两兄弟"。

两兄弟不但用功画画，还勤奋读书。他们住的危楼就在尼姑庙"善福庵"的上方，庙里住着70多岁的老尼姑，天不亮就起来诵经，每当木鱼声声、香火袅袅之际，两兄弟也就起床掌灯晨读了。自定早课两小时，吃完早饭，然后到校上课。

张眺爱读西方哲学、文论，可染爱读中国古籍、画史。在张眺影响下，可染又读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那时，可染和张眺都学油画，西湖国立艺术院的主导思潮是后期印象派，他们在画风上了一度接受了塞尚、高更的影响，但总觉得还有不足。张眺思想敏锐，评古论今，可染以他少时拜师习国画为底蕴，从原来不会画素描、油画，到后来名震全校，这样，两兄弟又有了各自的绰号：一个叫"张理论"，一个叫"李艺术"。

“两兄弟”作为林风眠校长亲自主考的学生，李可染考前，得张眺之助，辅导他油画，竟一发而中，破格录取。张眺落榜，经一再申诉得以入学。他俩相互激励，学业进步得快。

三十年代初，两人都参加了"一八艺社"的进步美术活动，引起了当局注意和防范。一天，可染从图书馆回到住室，房门洞开，书刊、画页散乱满地，床被、垫褥全都大翻个。李可染一看，连自己的笔记本也给抄走了。张眺已被关押进了陆军监狱。

可染多次探监。第一次送了牙刷、毛巾、肥皂等日用品，后来又送了衣物。可染最后一次探监时，见张眺人瘦下去了。但张眺很乐观，隔着铁窗栏杆低声说："你放心，我天天和狱友挤肩、撞膀子，锻炼身体，我还跟一个狱友学俄文……"

可染求救于林风眠先生，林先生出面作保，张眺终于获释出狱，但没有在学校露面，而是去了上海。后来他和田汉，同为左翼文艺运动***。又到了苏区，曾任苏维埃教育部长，但不幸在左倾路线下蒙冤罹难。当可染得知此情，已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悲剧性往事了。

八十年代，可染依然深深地怀念当年"西湖边上的兄弟"张眺，他说："在张眺同志教育影响下，我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和它的前途，初步认识了文艺上的正确道路。这对我一生都起了很大作用，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 1938年，抗战初期，持调色板的李可染在武汉 1932年秋，杭州"一八艺社"进步美术活动遭禁，可染在林风眠校长关爱下，悄悄离开西湖返回家乡。九一八事变，激荡着爱国青年的热血，此时可染所在的徐州民众教育馆，以及他在那里兼课任教的徐州私立艺专，成了抗战宣传活动的中心。

李可染在民教馆里创办了抗战宣传室；同时创办了黑、绿两色石印的抗战画报，把抗战宣传室的活动内容，演化为更活泼、更通俗的形式，向广大观者群散播开去，在人们的心田里撒下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种。

李可染人物抗战宣传画，是在九一八以后、七七事变之前开始的。1938年，他参加会聚武汉的文化大军是一个转折点，那年他由孤军作战汇入有领导、有组织的抗战宣传活动大潮。直到1942年前后，他才重新开始中国画的创作、研究。这位后来饮誉中外的当代山水画大师，在青春年月里，曾如此激昂地投身于抗战宣传画创作活动，大规模地、忘我地作画，持续10年之久。他先后完成的墙上壁画、布上宣传画、多种形式的宣传画，难以精确统计，少说也有200余幅。这对世界美术史说来，也算得上是一种罕见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窥见，作为爱国的艺术家，他胸中跳荡着一颗怎样热烈的中国心。

早年徐州民教馆陈列的宣传画，有油画、水彩、水墨、炭笔画……多种工具、形式、题材和品类。其中引人注意的是《甲午海战--九一八，日本侵华史》，以史实性照片、为贯穿线，配以漫画、宣传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和罪行。

“八一三”以后，徐州民教馆以它固定的抗战宣传室为活动中心，又演化出新的分支："抗战文艺宣传队"和"抗战宣传画巡回展"两种流动形式。李可染发起和组织、领导了徐州私立艺专的学生，邀集美术、戏剧、音乐界的朋友，联合走了街头，那时全国都在沸腾着抗日救国的洪流。

抗战宣传画激发了青年李可染的创造活力，他构思敏锐，落笔大胆迅捷，一个人创作起稿，同时就有7位学生紧跟着上色、书写美术字标题。这样画在大幅面白色竹布上的宣传画，完成了上百幅，由青年学生们张举游行，协同抗战文艺宣传队，在城乡巡回展示。两支人马：一支且唱且舞，演出街头话剧，另一支就在近处场地，举办抗战宣传画展。文艺宣传队演出到哪里，巡回画展就在哪里出现，互为配合，相得益彰，轰动城镇，观者如潮，收到极好的宣传效果，成为唤起民心、齐心抗战的响亮号角。

这项自发、自为的宣传活动，持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当时，兵家要地徐州已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南北通途断绝。可染为谋求机会，持久深入地从事抗战宣传，绕道西安，向着武汉转移。

在由武汉经长沙、桂林、辗转重庆的途中，常常由美术开路，画笔打先锋，可染是最得心应手的画家之一。宣传画出现在城乡墙壁上，戏剧演出队、歌咏队随后便出现在街头。控诉日本侵略军破坏和平的家园，号召送棉衣给前线，呼吁援助挨饿受冻的难民同胞，反妥协、反投降、反对做顺民当汉奸，歌颂抗战英雄，成为宣传画的主旋律。其中一幅《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了！》由李可染所作，他笔下鬼子兵的狼狈相成为败北日军的典型形象。许许多多街头演剧队，化装鬼子兵，竟不约而同地以此画中的形象为蓝本，其造型特点之鲜明，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1950年，李可染与恩师齐白石在北京齐宅合影

1947年，经徐悲鸿先生引荐，李可染终于有幸拜齐白石为师

齐白石是近代大写意花鸟巨匠，又是金石篆刻巨擘，但在当时，他的革新思想一再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走着他的"寂寞之路"。他第一次看到可染的写意画就十分欣赏、推崇，后来多次在可染画作上题写画跋，高度评价可染的创造精神。白石老人曾为李作《耙草歇牛图》题跋，老人写道："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一语道破可染艺术的最大特点：不但精于勤，而且深于思。

李可染在齐师身边10年，每天为老人磨墨理纸，看齐师作画。白石老人的花卉，他一笔不画，但他认真学习了齐师的作画态度，用笔运墨之法，还有构思之奇伟，以及大胆独创的精神。

齐白石曾赠可染一枚构思奇巧的印章"树下童子"，即树下一人。白石老人赠印时，对可染讲了两句古语："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印章取其"不须整冠"、以洁身自好为做人本色之寓意。

1957年，可染访问德国期间，97岁的白石老人溘然长逝，可染未能及时赶回奔丧，未尽弟子之谊，成为他终生遗憾。

李可染拜齐白石为师，同时也求教于黄宾虹。

他第一次求教黄宾虹，是带了自己大约20幅作品去的。黄师见了可染笔下的那气质厚重、笔墨浑化的水墨钟馗，大为欣赏，兴奋之极，当即要把自己收藏的元代珍品《钟馗打鬼图》送给可染。可染因礼厚太重，敬辞未受。师生结缘，一见如故。

黄宾虹精于画史和鉴赏。他品评艺格高低，重要艺术标准是"纯全内美"，一反轻薄浮华之气。黄宾虹70岁以后，山水艺术大成，最后形成其浑厚无比的画风。这一点，促进了可染以"厚重"为核心的审美观迅速成型。

1954年，李可染赴江南写生。那次，他前往黄师家，住了六七天。黄师用装在墙上的小滑轮将自己的藏画一一挂起给可染看，并一一品评，整整观赏了两天。可染见黄师因眼患白内障，戴着墨镜，仍然摸索作画，每日勾山水画稿，堆积成摞。有一天，到了晚上，黄师还在灯下一口气勾了七八张山水轮郭，这使可染十分感慨，喟叹"前辈老师用功之勤苦，实非我等后辈可及"。

黄师作画之勤，与齐师比肩，黄师对可染的厚爱，也与齐师等量。此次在黄师身边，黄师每日选一幅当天画稿送给他。可染临行告别，黄师亲送可染上路，走了很远，又以自书楹联相赠，作为纪念。谁知这竟是亲聆黄师教诲的最后一课。次年，黄师辞世。

奇险的蜀道、江城的朝雾、嘉定乐山大佛、夕照中的重庆山城、万县瀼渡桥，是1956年李可染最关键一次长途写生的重点景观。这次写生，历时8个月，春季由北京出发，冬季始归。

可染曾久居山城，重庆有许多美术界朋友，只要打个招呼，川省沿途都会有人热情接待。但既是诚心诚意来写生，最重要的是集中精力，避免应酬分散了时间，也尽量不惊动朋友们，免得干扰各自的工作计划。此行，偕同研究生黄润华，始终以步代车，沿途作画。江上之行，露宿在木船甲板上；山路之行，就挤进骡马店、小客栈。餐宿简朴，途中很是艰苦，写生作画，虽不能"每发必中"，空跑路无景入画的情况也是有的，但天天专注于一，总的收获很大。

有一天，写生之后，年近半百的李可染和二十几岁的黄润华都疲惫不堪，困乏万分，只好借宿在路边席棚客栈里。先生患有失眠症，好不容易刚刚入睡，一阵锣鼓，越敲越响，睡意一下子赶跑了。锣鼓敲近，惊天动地，年轻的黄润华也吃不住劲了。想到下半夜不好过，天不亮还要起身赶路画画，先生这才同意打电话给四川美协。著名版画家吴凡半夜接走了师生二人，真是一次不平凡的接待啊！想当年，可染先生任教重庆国立艺专，年轻的吴凡还是学生。他深知可染师品质为人，温和地嗔怪老师，早该通知来川行程，免受锣鼓之苦。此后染师每次见到吴凡，总要提到那四川锣鼓的威力，自嘲自笑。

然而，如此的鞍马劳顿之苦并不影响李可染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在他的后半生、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他先后10次到祖国各地写生，实践着他"到生活中去、到祖国壮丽山河中去"的创作信条。所到之处，他必观察探索自然景物风雨阴晴朝夕变幻之奇，完成了数百幅山水写生画稿。以此为标志，他的山水画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笔墨意境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发生了重大影响。

1984年，可染题写"澄怀观道"四字，作为自己美学思想的总结和追求。"澄怀观道"，借用六朝山水画家宗炳语，并赋予了新的含义。宗炳一生"栖丘饮壑，三十余年"，好山水、爱远游，归来将所见景物绘于壁上，卧以游之，谓"澄怀观道"。自赞其至美、至乐之境，曰："抚琴动操，令众山皆响。"

李可染以此四字，概括自己70年求艺悟道的真谛。他从现代视角，透析东方文化本源，展示中国画跨世纪的前景，升华了对山水画与自然天籁和现代人生活互相关系的美学思考。

李可染关于现代山水艺术价值的再认识、再评价，促成了他的一系列山水新作的诞生：《山林之歌》、《夏山滴翠》、《千山响杜鹃》、《林茂鸟竞归》、《雨后瀑声喧》、《家在崇山茂林烟霞里》、《人在万木葱茏中》，这些有声有色、声色并茂的山水画，不仅开拓了雄迈的精神境界，而且形成了新的艺术语言体系，新的表现技巧。

他晚年自创"密林烟树法"，使墨体块、强逆光的山水，疯然改观。茂林、夕阳、瀑布、飞鸟、归鸦，自然万象……悠然于一片葱茏烟云之中，结构成浑化无极的绿色音响的世界。

澄怀观道，大道圆通，一体运化，万籁奏鸣，正是李可染大师终其一生求索的真境界。

画作故事

《万山红遍》：香港佳士得拍卖行于2007年5月28日的中国近现代画拍卖会上，李可染的《万山红遍》经过热烈竞投后，以35,040,000港元高价成交，打破画家作品最高成交价世界纪录。

李可染于1962年至1964年间，以毛泽东《沁园春 ? 长沙》中的名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为主题创作了七帧画作，每件作品之尺寸、章法和景观不一，但基本格局相同。当中的《万山红遍》高131 厘米，宽84厘米，为此系列作品中较大的一帧，甚具收藏价值。此作画功独特，扣人心弦，充分体现李可染山水画艺术精华，实为难得之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举国欢欣，人民对新的生活充满期盼；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诗词成了不少艺术家的创作题材，故此以毛泽东诗词为题的画作不计其数，“万山红遍”更是当时最为欢迎的名句之一。该时候许多画家绘画秋山红叶，被美术史家称之为“红色山水”，“红色”亦被赋予红色政权统治中国的政治含义和时代特征。

此画以巨碑式丰满构图，用了大量得自故宫内府的朱砂，通红一片，在谧静中包含无限喜悦。作家为了突出“红”字，运用大量浓密朱砂点，使画面效果格外强烈，视觉魅力非凡，并以浓厚的墨色为底，形成冷暖对比，层次丰富；林间的白墙、山上的飞瀑和山下的流泉，互相衬托，极具气势，成了画面的亮色，而前景的溪涧则为庄严壮观的画面增添了动感。

印章印语

《可贵者胆》——一九五四年出外写生用此印语。以自勉一九八六年，岁次丙寅书于师牛堂。"胆"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

《所要者魂》——一九五四年出外写生前镌用此印语。 一九八六年 丙寅四月 可染于师牛堂"可贵者胆"、"所要者魂"是我打出来前刻的两方印章。"胆"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魂"者，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

《为祖国山河立传》——祖国河山壮丽，理应精心描画。一九八六年，岁次丙寅四月书吾山水印语可染。

《废画三千》——自励印语 一九八六年 岁次丙寅 可染于师牛堂怕画坏是没出息的。只要用心画，画坏了没有关系。我有一方图章，叫做"废画三千"，就是鼓励自己不要怕画坏。因为怕画坏，就墨守成规，不敢突破，总在自己的老圈子里转，这是一种惰性的表现，是很难进步的。（李可染自释）

《孺子牛》——鲁迅先生联语云 俯首甘为孺子牛 此语给我们启发教育 吾因此开始画牛 并名我画室为师范牛堂 今逢鲁迅先生诞辰百年纪念 写此以志敬仰 一九八一 可染并记

《七十始知己无知》——50年代，我几次外出写生，背着学生的画具，每天跋山涉水，行程数万里；力求创造有现实生活气息、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新山水画。现在不知不觉已是七十以外了，我总结了一下，刻了一方图章"七十始知己无知"，意思是天地之大，万物之广，道理之深，自己所学所知，微不足道。总结自己，七十生涯，深感无知，要从"零"学起。（李可染自释）

《峰高无坦途》（赠周恩聪）——此吾七十总结印语 书赠恩聪同学共勉 一九七八年 可染

其他作品有：《可贵者胆》2、3，《所要者魂》2、《语不惊人》等。

画作话语及主要作品

《一叶知秋》——立轴、设色彩本，67×37cm

四十年代，李可染转向中国画创作时，他的人物画创作表现出更成熟的个人风格，充分地反映了他艺术个性中潇洒放逸的性情。这种风格特色一直保持到晚年，成为其艺术审美表现中与山水画雄浑厚重审美趣向对立统一的一个重要的互补因素。

题句："正问秋消息，一叶落中庭。"

郭沫若题："梧桐是秋之精神，清爽二字尽之。"

《万山红遍》——1962年镜框、设色纸本，69×45cm

以朱砂绘万山红遍诗意图，此幅为开篇之作，作于1962年。以后两年又有创作，目前已知的"朱砂山水"作品仅有五件，分藏在私人及美术机构。从艺术上讲这类特别山水创作是李可染从"写境"跃向"造境"的创新，浑然灿烂，极为感人。

题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清漓胜境图》——1977年、152×128cm

江山明澄似镜，两岩景物和江山舟楫皆入影成双。参差错落的房舍，茂郁林丛，还有奇形怪状、千变万化的山峰，好像故意排列在江水两岸，任人观赏。画家用宏大布局，把漓江最令人倾倒的景物一揽子铺展于画面上。在笔墨方面，画家避虚就实，刻划具体，提高远景的能见度，以强调此地空气的清澄。线条凝重沉着，墨色充足饱满，使秀美的漓江稳重而不飘，十分耐看。

《孺子牛图》（1983年 纸本水墨设色镜片 钤印：师牛堂，寄情，白发学童，彭城李氏，可染印信 68×111cm）

“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人而安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形容无华，气宇轩昂，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

《松下观瀑图》（1943年 纸本水墨设色镜片 钤印：李，可染，学不辍 79.9×47cm）

《洗桐图》（1944年 纸本水墨设色镜片 钤印：三企，可染，一尘不染 65.5×37.2cm）

《棕下老人》（1945年94.4×43.5cm）

《午困图》（1948年 纸本水墨设色镜片 钤印：可染，莫名其妙，有君堂 71.3×34.3cm）

《人在梅花中》（1961年镜心、设色纸本，70×45cm）

《鲁迅故乡绍兴城》（1962年 纸本水墨设色镜片 钤印：李可染 62.3×44.6cm）

《万山红遍》（二）（1964年136×84cm）

《昆仑山色》（1965年 纸本水墨设色立轴 钤印：可染，寄情，河山如画 67×45cm）

《阳朔》（1972年 纸本水墨设色镜片 钤印：可染 69×95cm）

《山顶梯田》（1974年 纸本水墨设色镜片 钤印：可染，李 51.3×38.7cm）

《井冈山》（1976年 纸本水墨设色镜片 钤印：李，可染 129×81cm）

《雨中漓江》（1977年 纸本水墨设色镜片 钤印：李，可染，河山如画 71.2×48.7cm）

《清漓帆影图》（1979年立轴、设色纸本，60×96cm）

《牧童短笛图》（1980年立轴、设色彩本，69×45cm）

《泼墨山水》（1981年 纸本水墨设色镜片 钤印：可染，日新，李 68.7×45.9cm）

《牧童归去夕阳红》（1984年 纸本水墨设色镜片 钤印：李，可染，孺子牛，李下不正冠，陈言务去 69×58.5cm）

《烟江夕照》（1987年68.5×103cm）

《百重泉》（1987年109.6×60.2cm）

《密林烟树》（1988年 纸本水墨设色镜片 钤印：李，可染，陈言务去 76.5×50cm）

《草原放牧》（1988年77.5×102.5cm）

《雨势骤然晴》（1988年 纸本水墨设色立轴 钤印：白发学童，李，可染，师牛堂 82.7×52.2cm）等。

李可染先生艺术随笔

生活与艺术相比，生活是基础，任何事情要想干好都要先打基础，为什么一些人的山水画形成公式化。主要是脱离生活，脱离真实，没有感受。凭自己想当然去画，画来画去必然形成一种固定的公式。

一幅画怎样才算好，我告诉你一个“五字诀”，很容易记：“气”“寒（含）”“北（笔）”“风（丰）”“大”。

“气”指气韵，一幅画的气韵最为重要，是统帅，是灵魂，“六法”中第一条、最重要，就是讲气韵生动。

“含”指含蓄，画面含蓄至关重要，好画给人以深思，回味无穷，象撞钟一样要有余音，要给观众留有想象的余地。好文章不能剑拔弩张，好画也是如此，要有深度，不是简单的表象，而是含蓄无尽的感觉。

“笔”指笔墨，是创作的手段、方法，任何好的作品，好的构思，好的意境都需要用好的笔墨手段表现出来，这是基本功的一部份。

“丰”指丰富，一些人画画草率行事，这样不好。画家要对观众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要给人以精神享受、给人以教育、发人深思，使人久观而忘返，这就必须画面丰富、“耐看”。黄宾虹的“积墨法”就有这种感觉。丰富不一定就非是繁笔，简笔画也能达到丰富的效果，只是更不容易。艺术要追求丰富，片面强调洗练到了简单、草率的程度是不行的。初学更是如此，千笔万笔不嫌繁嘛。

“大”指“大气”，有人画画给人以“大气”之感。有人画画给人感觉拘谨“小气”。这是由画家的修养、性格等因素所定。能做到“大气”不容易。范宽那样的作品历史上少有，大气，是中国画的好传统。这五个字很容易记，但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五字诀”，要有生活基础，要有多方面的修养，长时间苦学苦练，才有可能做到。

国画教学中，笔墨基本功训练，同时包含中国画造型训练，二者不能脱离。梅兰竹菊的文化属性和笔墨结构的艺术表现力逐渐被提升到具有非常高的程式化高度。前文曾说“程式”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结果，梅兰竹菊题材恰恰在中国画中是最典型的程式。它是随着文人写意画笔墨的发展而成熟为笔墨结果表现的代表。因此，强化梅兰竹菊训练，尤其是强化“兰竹”训练，是中国画功训练的捷径，也是中国画基本训练最有代表性的课目，历史的经验证明，梅兰竹菊的训练与研究，是解决中国画丰富内涵和“一笔造型”的重要方法之一。

历史上，梅兰竹菊画法是所有画中国画的人必须掌握的，哪怕是山水、人物画家，都会画梅兰竹菊。例如“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对梅兰竹菊的画法都非常熟练，其中倪瓒的竹子画的非常轻松、飘逸，吴镇笔下竹枝挺近。后来“吴门四家”的沈周、仇英、唐寅、文征明都有着极强的功力。文征明的兰竹文气十足，堪称此类题材中的高手。这说明，中国画家自古以来就很重视对梅兰竹菊的训练，尤其是文人画兴起后，此类题材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发展。潘天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很深、很透，所以他在中国画教学处境艰难时，非常强调梅兰竹菊的训练。

中国画家进行梅兰竹菊训练，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成为专门的梅兰竹菊画家。梅兰竹菊四种题材，基本上涵盖了中国画所需要的笔墨类型的基本的结构形式，其笔墨技巧也能够集中代表各种画法。

画兰，在中国画里最难，其次是竹，李苦禅常说“一世兰，半世竹”。其实，在中国画里，越简单的物象越难画出神采。同时越简单的物象往往成为中国画基本功训练最好的对象。此中关键是训练一笔一墨的质量内涵和笔墨结构的组合方式。

兰竹训练不是简单要求会画兰竹这一题材，而是借此深入理解中国画笔墨组合中空间布白关系，让学生坚持兰竹训练，其目的就是过笔墨功夫这一关。怎样能说明笔墨基本功过关了呢?要求一下笔，笔法的“起、行、收”都完成的很好，哪怕画一片竹叶、一根兰叶都要求有“起、行、收”的运笔过程。兰竹创作中，不只孤立的看某一笔画的好坏，还要看整体的笔势结构和大势，但是一笔的质量最为重要，它关系到作品质量的高低。

“喜画兰，怒画竹”，写兰竹，是文人所好，亦为常人乐见，共为散心脱意之所。画者寓意于兰竹，脱意于笔墨，因此，笔墨之重任可其见“一世兰，半世竹”之难，现就一时之难的兰为例，兰，于山中藏而不露，花开发古香宜人，甚称幽。属草本，却与众不同，有春兰、蕙兰之分；叶长而挺劲，呈柔中带钢象，其花小，所以在画中以叶为主，画兰叶就成写兰技法的主要内容了，因此画兰好坏重在兰叶。画兰，一笔一叶，一笔成形，兰叶的交织也就是笔线的交叉组合，为避免交错混乱无序，聪明的中国画家，在长叶的交错中找了交叉规律，创造了写兰的基本程式，即交凤眼、破凤眼和鲫鱼头的基本笔墨结构，然后把这些结构再加形成比较复杂的画面了。在具体要求上，交凤眼，破凤眼的起笔和收锋的要求都不一样，变化也很多，其难度也在于此。尤其是在叠加的过程中，笔笔叠加都有难度。这是训练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兰花的笔墨结构或比竹子还要简，却更难。破凤眼结构两边还可以加两笔辅助笔，即短兰叶。辅助笔可加可不加，比如画一个破凤眼，旁边再加一个鲫鱼头，然后在两边各加一笔辅助，也就够了。可以借用“辅助笔”；画的多，还可以互借互用，辅助笔在创作中起到调节作用。以上就是大致的兰叶笔墨结构，比较简单，但难在兰叶的画法，兰叶的长短、粗细变化、方圆变化、起收笔的方向、收笔的尖与秃等，都不能相同。再一个难点在于处理兰叶、兰花的空白空间。

空白特别多，三笔兰叶交叉就能形成六个以上的空白，没有任何其他画材能达到如此丰富的空间割裂。这么多的空白，如何让其感觉丰富呢？潘天寿经常讲：拿一张宣纸，要求以最简的笔墨，割裂出最多的空白，而且要求这些空白的形状、大小各不相等。这种要求看似简单，实际很难做到，需要画家一辈子用心研究练习。而加强“兰竹”基本功训练是接近这一目标最有效的途径。

画兰叶时，比较难的是收锋，他既要有力度，又要有出去的势，而且要注意叶与叶之间的形要有区别。三笔的起、行、收都要求不一样。画兰叶，不管笔形快慢，都得留得住。怎么看线条的质量？如果下笔以后没有什么转动，平刷而过，留下的线条往往不会太好。因为行笔的所有痕迹都线条的主方向相平行，如果失去力度感。毛笔在宣纸上留下的痕迹是转动的，转动不是平均的也不是无序的，在行笔过程中，手腕和毛笔随着方向的不同而有变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线条的厚变和它的复杂变化，不管是粗细、大小、干湿都要求他富有变化，以此来增加画面的丰富性和表现力。

画兰叶线条强调书法用笔，也可以把藤类或木本类的线条质感都包括在里面，要求线条用笔的方向、力度、弹性感觉变化多，这种多变化通过画兰叶、兰花的训练可以解决。因为兰叶与笔墨的关系比较密切，文征明将兰叶加长，感觉很柔、很秀、很文气。到朱耷和徐渭，他们的兰叶就加强了厚度和刚性。多以朱耷笔下的兰叶比较短而粗，不像文征明画的那么细。到明清以后，兰花画法笔墨的变化增多的原因就在于书法和金石味被加进画面，这使得兰花的线条增加了干湿、浓淡变化。到吴昌硕画兰花就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一是工具的变化，他用羊毫作画，出现干笔较多，不强调兰叶粗细变化，而强调笔法的转折；二是其兰花画法的笔墨更加写意，即笔法、笔意都有所加强，而对兰花的形貌体态并不强调。

通过历代画家兰花画法分析，旨在说明今后不管我们画什么题材，都应如兰竹训练一样加强笔法笔意的丰富性，加强画面的寓意和主题性。画兰竹的毛笔选择也有讲究。开始训练兰竹最好是用兰竹笔来画。硬毫、兼毫如“白云”等都可以，硬毫，因其坚挺，以便于掌握笔性。兰竹笔比一般的笔杆要长一点，因为要充分发挥挥洒的幅度。所以，我们执笔时可稍微上，勿执下端。执下端作画挥洒幅度小，线条动态易受局限。执笔以后，前背端平，运笔时主要以臂带动手腕，这样的力量是最大的。如果手臂不动而手在动，线条就容易不平稳，力度变弱，要尽可能保持前臂的平稳。

画兰时，要注意兰草的基本特征。叶要挺键，绰约有姿，这决定了用笔方式。中国画遵循一笔的造型观念。第一是用线，先画兰叶；第二是笔墨结构，交凤眼、破凤眼、鲫鱼头的组合形与势，包括用笔起、行、收三阶段。画兰时最好勿坐，坐着挥洒不开，力量使不上。要注意站姿平稳。执笔结实灵动，前臂端平，大臂带小臂，小臂带手腕，偶尔有捻笔的动作。收笔也要有变化，要求凤眼三笔起、行、收都不一样，这样就能达到对比变化的审美要求。

画兰主要看叶子，花也不能忽视。兰花结构也是破凤眼，用笔也一样，要注意藏锋。点花心也是有程式的，画家各有特点，但是基本规律是一样的。什么样画心，要根据画面的需求，可繁可简，可以写草书的“不”字或“心”字为之。运笔要在基本结构上下功夫，每天要保证训练几个小时，几十年坚持下去，肯定有效果。

写竹，是中国画笔墨形态及结构技法最为讲究的品类之一。笔墨结构因竹而殊，笔笔见功夫，枝枝叶叶讲理法。墨竹兴起很早，张退公《墨竹记》云：“夫墨竹，肇自明皇，后传肖悦，因观竹影而得意，故写墨君。”又传五代西蜀李夫人月夜映窗描竹影。竹之物，生长结构特征与其他植物完全不同，其形质非草非木，不藤不蔓，枝叶挺劲，气节凌空，况写竹更重其精神寓意。我们先辈文人画家，以极高的才智观竹、友竹，寓意于竹，寄情于笔墨，追其神，写其形影，终于得到了竹之物、心与表现形式三者最佳契合的艺术语言笔墨结构。

在清代，王概等所编著的《芥子园花传》中，“竹谱”和“青在堂画竹浅说”，可作为写竹之参照。中国画中画竹之法有二：一是以线双勾法，工笔画多用，写意画亦有之，谓之“画竹”；二是以线并加没骨，以墨为主的画法，谓之“写竹”，也叫“墨竹”。写竹之要素仅举“立竿”“勾节”“写枝”“撇叶”耳。说是简单，其难在一笔一形，笔笔间含结构生运，现墨君精神。“青在堂画竹浅说”云：“画竹必先立竿”那么，我们练竹子亦应从立竿开始。竹竿，一笔成一节，节节而为之，则一竿立也。竹子品种很多，过去入画之竹多为岗竹类，竿较细，关节处较突出，也就是节较明显，节的长短为中部长、根梢逐短。作竿的起笔古今有变，过去由上向下画，明清以来，多见由下向上写，以得势为宜，行笔平画，两边圆正，全竿留空节，笔气不断，意、势贯穿，关节处可弯可错，“弯节不弯竿”。切忌一根竹竿成一条均匀的圆弧线，而失掉自然动态，僵硬而无弹性，即失竹之刚柔之质；失物性，亦失画意。习竹者常见此大病，实不可取。论写竹笔法，执笔要正，指握笔杆上端，利用笔杆的长度，增加挥洒幅度，发挥自由度、力度和竹竿的弹性。写竹者各具特长：吴镇竿枝圆厚挺劲；石涛刚柔并济，舞动风雨；郑板桥挺拔刚直，凌空晴姿，不禁风雨。写竹主竿用笔中锋圆挺，笔线中心的笔锋，却由于起、收的笔法，将笔画的中心线呈拉长了的“S”形，这便使一节竹竿有了动态弹性，节节连贯，竹竿就有了筋骨。具此要领，竿成大半。其他所需、所忌，画谱、画论中各有详述，不多赘说。

凡画竹，画面的总体效果上，竹子和兰一样，也是以叶子的表现为主。所以必须要画好竹叶，首先不能把竹叶画的像柳叶、苇叶。写竹叶，笔法如楷书一撇，所以叫“撇叶”。撇叶笔墨要饱满，用力靠臂和腕，不能用手指扒拉。入笔藏锋，按下即叶肚出，方可同时提笔，收锋回到原起点上空，一竹叶即可完成，随即往第二叶落笔。笔法，还要体会竹叶健力的感觉。竹子的长短，可因人风格而异。画兰竹强调中锋用笔。否则很难画出那种健力挺韧。画到一定程度，自会有变化。画兰，凤眼的三笔不要同出一点而势却交汇于一点上；而竹叶有一个核心点，起笔都在经过核心点，一般一组竹叶着笔也不能直接交在这个核心点上。第一笔是竹叶子的长势，决定主势，收锋然后回到原来的起笔点上空，第二笔即由次点出发，第二笔收锋后也如前及时回到原起点上面，依次完成这一组叶的组合为止，这就是一组叶的单元笔墨结构。与此类推。

因为叶子有很多单元结构组合，一枝竹，成块成片的竹叶根据竹枝的长势和风或雨的动态，由单元结构依照不等边“品”字排列组构而成，不遵循这一点就会乱，没有法度。画树叶的攒三聚五也是如此。笔墨要有单元结构，在此基础上再组合长大的结构。中国画的随意性都是建立严格的规范之上的。

撇竹叶一定要挺劲，用笔不能打弯，竹叶的形态以健力为主。画成组的竹叶时，收锋后再回到起点，连续往复，笔势贯穿，连绵不断，空中行动如写行草书，即为“一笔书”“一笔画”之理。就此问题，需三五年方能解决。至于竹叶的交搭、错落关系也许同时研究。

调整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蘸水，刮去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蘸重墨；还有一种是洗完笔，先蘸浓墨，然后笔尖在水面作“蜻蜓点水”状，形成墨色的浓淡变化。

梅兰竹菊是四种性格不同的题材，从笔墨角度来讲，它们可以代表中国画中很多笔墨的规律。例如兰花是草本，长叶挺而有转折粗细变化，画好兰叶，就可以画其他的草、芦苇或人物衣纹等线条；竹子是一种非木非草的形态，竹节挺拔、叶子锋利，所以它也具有典型性，诸如竹竿、竹枝爽利挺韧、刚直有力的线在人物、山水、花鸟画中常见。与竹叶结构接近的树木花草就可以按照竹叶结构的画法来表现；掌握了菊花勾花、点花、点叶的技法，牡丹、月季等花的表现都可以解决；梅属木本，掌握了梅花的画法，其他木本花卉的表现基本也没有问题，它们的出枝、交叉等规律都是相通的。所以，梅兰竹菊是四种极有代表性的题材，通过训练，我们在绘画技术、文化修养、人格的提升方面都会获益。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要善于归纳总结历代写竹的笔墨规律。元以前的“形理统一”观念指导着人们去观察、体悟和表现对象，文人画兴起，从元代的“元四家”到徐渭、朱耷之后，形与理的关系发生变化，增加了很多文人的意趣。为了表现那种夸张、变形的境界，意象并带有抽象的成分增多。潘天寿在关于中国画基础的文章里认为：大写意画仍需要形神兼顾。他指出，吴昌硕画气不画形，但实质上没有脱离形，只是他笔下的形更高、更难，其难点就在于既要合理，又重精、气、神。吴昌硕只是把写气、写神放在第一位。

实质上，吴昌硕所谓的“画气不画形”，还指用笔的气势不能间断，就跟写草书时气不能断一样。如果竿、气断了，整画面就松散了，形也就没了。所以，我们面对徐熙、文与可、徐渭、石涛、朱耷到吴昌硕等兰竹大师的作品时，需要格外注意作品内在形神关系，其美学内涵是无穷无尽的。“眼中之竹”是让我们体会大自然中竹子的各种状态，这是我们创造风格特点的根基。画气不画形及画意不画形，而在作品中必须要有形的依据和自然生运之理。

总的来讲，梅兰竹菊的程式研究，对于中国画基本功的训练有直接效果，但也是难度最大的。其难度在于，在技法练习的背后，还需要我们不断深入去体会内涵于技背后的道，这是一个连绵不绝的反复深入的过程，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通过对梅、兰、竹、菊画中笔墨程式和审美内涵的研究实践，在练“技”、练“气”、练“意”的过程中得到“人格”“艺格”，由技进道又由道进技地反复提升，带动对民族文化艺术最高境界的顿悟。笔者赞成唐岱在《绘事发幽》中所云“落笔要旧，境界要新”的观点。当然，“落笔化古而出新，境界高远而时变”更符合中国文化艺术现代发展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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